07月 19th, 2008 by All BJ

    “有里有面儿”是老北京土话。过去，北京人有句歇后语：丈母娘送被子——有里有面儿。咱们睡觉盖的被子，可不就是有里有面儿嘛。这个“里”，既有里外的“里”的意思，也有礼节、礼貌、规矩的含义。“面”呢，得加儿化韵，其实指的是面子。懂礼节好面子，是北京人的特点，大家都知道北京人好面子，爱讲老礼儿。      旧时好面子的北京人，讲究出门有身好“行头”，所谓“头顶‘马聚源’，脚踩‘内联陞’，身穿‘八大样’，脚别‘西天成’”，分别讲的是帽子、鞋子、衣服和烟袋。马聚源、内联陞、西天成都是有名气的老字号，八大样则指卖绸布的瑞蚨祥、瑞林祥等八家字号。     也有人说北京人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您瞧，宁可受获罪，也死要面子。面子这个词含义很深，它不光指脸面，也包括仪表尊容，甚至还有场面的意思。北京人常说，不管怎么着，大面上得过得去。其实北京人好面子，男的女的都一样，一谈钱就不好意思，爱把“无所谓”、“看着办”挂在嘴边上，弄得南方朋友很急：“到底什么意思？”你追问，她们还是不好意思。我看身边的女朋友们谈恋爱，南方姑娘像账房先生，跟男的混在一处，“你就该给我钱买着买那”。北京姑娘就不，一到吃完饭买单，全部都自觉从兜里往外抻钱包，经常一个人买一桌子的单还说“算给我面子”。 哈哈，这就是北京人！我们就是这样儿！

民俗

07月 15th, 2008 by All BJ

       在厚重复杂的土地利益面前，“故土情结”往往被误为矫情的呻吟；但即使作为社会运行的平衡，也需要一种科学的全面统筹的观念避免整个城市陷入功利泥沼，需要一种共识维护城市记忆和遗存。

　　北京的土地变迁之所以受到格外的关注，不仅因其文化古都，更因为其身为京畿，提供示范。

　　1267年，忽必烈于燕京营建新都城———元大都。

　　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《周礼.考工记》中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(每边开三门)，国中九经九纬(城中干道九纵九横)，经涂九轨(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)，左祖右社，面朝后市”的理想描述。

　　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，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。东岸是“大内”。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，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。大内以北是御花园。太庙建在城东，即“左祖”，社稷坛建在城西，即“右社”。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“斜街市”，即“后市”。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，是货物集散地，适于交易。此外还有东市、西市。

　　1271年，忽必烈将国号“蒙古”改为“大元”，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成为大元皇帝，即元世祖。

　　1272年，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“中都”改称为“大都”。

　　1274年，大都的宫殿建成，这年正月初一，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，接受百官朝贺。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，也是刘秉忠制定的。

　　大都城继续施工，至1276年基本建成。

　　北京的二环路又堵车了。

　　当想到车轮下面碾着的正是元大都的城墙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

　　百年胡同与现代文明近在咫尺　柴春芽／摄

　　北京建城史有3000年。从忽必烈营造元大都算起，也有近800年。那时的元大都的营造几乎都不存了，但元大都并没有消失掉，现在，它就活在胡同里。北京长安街以北的每一条胡同都和这座800年的古都有关，北京的胡同活着，元大都也就活着。

　　考古学家说，胡同是一个出现在元代的名字，它的原意是“帐篷与帐篷之间的通道”。胡同被忽必烈营造元大都时广泛地应用。

　　在现在胡同在一条一条地消失。因为胡同的消失，北京正在改变着模样。

　　一条胡同，一个活着的元大都

　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的眼里，孟端胡同不是一条普通的胡同。它是一条有800年历史的胡同，是活着的元大都。

　　1964年至1974年的十年间，他做了一项工作，在元大都光熙门到北土城之间进行钻探考古，证实了北京长安街以北的街道都是元大都城的旧街。此发现表明，明清的北京城因袭了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格局，将北京城的历史延长到800年。

　　元代房子的式样和风格留下来了，街道和胡同都没有变，它们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这就是北京的风格、风貌。

　　2004年的某一天，北京西城孟端胡同里的最后一盏灯灭了。

　　孟端胡同在北京城成千上万条胡同里是一条普通的胡同，在这个胡同存在的几百年里，住过王侯但也住着寻常的百姓。

　　2004年12月，是它的最后的日子，以后世上再无孟端胡同的存在了，周边的几十条胡同也随之在北京的地图上永远地失去。

　　相伴了一生的老邻居散了，长了上百年的古树倒了，古老的灰砖灰瓦的房子拆了，一条胡同消失了。

　　一组三所大院“孟端45号”正在迁建中。围绕这所建筑曾进行过长达4年的拆除与保留的争论。尽管国家文物局局长称誉说，“我看过北京260多个四合院中，这个院子是上上品”，它最后的命运仍是迁建他处。

　　2004年12月3日上午11时，天气寒冷，75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陈志华大老远从清华赶来看孟端45号的迁建。

　　一个工人站在3米高的墙头，手拿十字镐，用力刨下去，往外一别，一大片灰色的方砖夹着尘土从3米高的墙上轰然坠下。

　　站在围板外的陈老先生大怒，大吼起来：“快停下来！有这么迁建的吗？老砖的边角要碎的！”没有人理会这位白发老人的呼喊，包工头和工人们连认都不认识他。孟端胡同就这样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寂灭了。

　　其实这样的结果，孟端胡同里的老居民早就预感到了。

　　2003年年底，记者走进孟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，一对老夫妻正在忙碌，他们在拆祖传老屋内的老隔扇门。

　　那门是由一块块木雕花组成的，有葫芦、花篮、变形的福寿纹。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留下来的，只是知道这是个“老东西”，毁了就没有了，想保留下来。妻子把拆下的一组组雕花托在手掌上，让记者看，赞叹着古老的工艺：“整个门没有一根铁钉，雕花全是嵌上去的。”

　　2004年9月9日，孟端胡同37号的人们搬离了居住了将近70年的老屋。男主人说：“我们是一步三回头走的。”走之前，他们提前打下了院子里核桃树上的果实。

　　“这是最后的收成了”，他们让果实铺满一地，用照相机照下这一切，还请人给房子前前后后都录了像，全家老小在家门口的石门墩前留了影。

　　“一个星期后，我回来看我的房子，发现它们已经永远地不在了。”这个60多岁的男人伤感地说。

　　停泊在梦里的胡同

　　徐苹芳摊开三张地图———元大都图、明北京图、清北京图，三个朝代里皇家宫阙发生很大变化，但北京的中轴

　　线没有变，街道依然是元大都定下的九经九纬纵横18条道路，北京的胡同也没有变，在长安街以北它们整齐地排列着，东西两道城门之间，平等布置着22条东西向平行的胡同，胡同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，都是79米，靠大街的头一条胡同宽一点，达100米。这条规律就如同音乐的主旋律一样，在长安街以北的旧城内反复出现。

　　孟端胡同就是这些平行排列的胡同中的一条。元大都被笔直的纵横大街分割出来的胡同方区被称为“坊”。唐长安的坊有坊墙，如一个个城堡，坊门晨开暮关；元大都则用幽静的胡同代替了坊墙。在明代的地图上，南阜城门内大街北到复兴门大街的孟端胡同所属的方区被称作“金成坊”。

　　孟端胡同没有了，曾经住在那时的老邻居们都四散而去。仅仅过去几个月，当我们试图联络曾经拜访过的人家时，发现很多人再也找不到了。就像一棵大树失落的叶子，很难确定它们漂泊的方向一样，这些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，彼此相伴着几乎度过一生的人瞬时间已是陌路。

　　经过辗转努力，我们联系到了四家，一家搬去了河北，一家在大兴县城，一家在距大兴县城10公里的农村，只有一家还留在北京城里，住在北京城的南部。

　　“我们都是一块长大的，上的是广宁伯街小学，我们每天从一条细得只能穿过去一人的斜胡同里穿过去就到学校了，华嘉胡同住着苏老师，她是我们的小学老师，她现在还活着，现在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。”一位70岁的老人向记者回忆童年。

　　“我不再想孟端胡同了。”一位60岁的大妈说。“是不想还是不愿意想？”记者追问。“不愿去想。”大妈回答的时候，把“不愿”二字咬得很重。白天不去想，但夜晚孟端胡同就会重回梦里。“孟端胡同长在梦里了，梦里的孟端胡同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啊！”老人长叹。

　　“我每回进城(现住在大兴)，都会去看看。我沿着武定胡同慢慢地走，(实际上武定胡同已经变成了一条大马路)转到锦什坊街，看看齐白石故居，再转回孟端胡同。什么也看不着了，但不去心里空落得慌。”大妈说这些话的时候反而像梦游一样。

　　居民的记忆，能够连缀出一条胡同的历史，一座北京城的将近100年历史。因为有人的气息有人的故事，这历史饱满、鲜活而生动。

　　这是一所由三组平行的四合院组成的大院子，它在整个孟端胡同里显示出特别之处：大门宽大，门口立着两个石制的门墩，门两侧立着拴马柱———房屋旧主人非一般的身份。

　　一位老太太居住这里已经60年了，在她的记忆里，这所四合院的特别之处是院子里没有树，树都植在院子的四周，而且都是果树，海棠、桃、柿子、枣、白果、核桃……让人时时感觉到安全与丰足。

　　“拆的时候白果树已经有一人合抱那么粗，应该有上百年了，我们打白果的时候，还在感叹这是最后一年的收成了，记得小时候，白果当药材治过不少人的病。”

　　24间房位于整套四合院的正中间，一个大家族居住在其中，这是中国人的平生理想，就是“置家”。

　　在她的记忆里，不少于十个孩子出生在这所院子里，父亲精心经营着他的家，院子的中间是一个大花坛，种着太平花和美人蕉，他们兄妹白天在院子里学骑车，晚上躺在院子里数星星。

　　1958年到“文革”是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变化巨大的另一个时期，政府号召居民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出租或由政府经租，然后是产权上交，私产变为公产，再后来是四合院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，房屋失修迅速朽坏。

　　1980年代落实政策，她艰难地要回了几间自己的房子，但很快墙上就写上了拆字。

　　无处安放的胡同文化

　　谁懂北京的胡同？在现代的高楼面前，一条条胡同看上去都是灰头土脸的样子，但它们却是一个活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800年古都的细胞，是一个从历史深处一直活到现在的都城的印迹。每一条胡同都有一个它自己的文化，每一条街都有它自己的韵味，当一个又一个细胞破灭，一条又一条胡同消失，便是800年古都的死亡。

　　孟端胡同在元代已经有了，孟端这个名字在明朝的北京地图上就已经标识了。在这个区域里消失的不仅仅是一条孟端胡同，还有大盆胡同、小盆胡同、武定胡同等几十条胡同，是整个坊区的消失。

　　记者找到了一年前把自己家隔扇门上的雕花收藏起来的那对老夫妇，那五组古老的隔扇门现在安装在他们在大兴农村的新家里。这是他们从北京城的旧居里带出的惟一物件。记者惊叹于它安装在农民的瓦房里竟也那么地妥帖，隔扇门被小心地擦拭过，更显古老风韵。

　　他们的经济状况甚至买不起大兴县城的房子，他们不愿意拖累子女，就住在乡下农民的房里。

　　“我喜欢四合院的感觉，乡下可以住院子，你看我特意保留了屋子的高台阶，这和孟端胡同我家的高台阶一样。门口常常也有叫卖声，让人感觉好像是孟端胡同里的叫卖一样。”

　　在他们记忆里最鲜活的是在胡同里叫卖的带着露水的红草莓，相邻的护城河里游动的小虾，锦什坊街上的热闹。

　　除了记忆还是记忆，孟端胡同里所承载的几百年历史无处安放。孟端胡同的西头是一座王府，也就是孟端45号三组大院，另一头是热闹的锦什坊街，再往前是齐白石故居，故居往北又是一座王府———顺承王府。“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记着孟端胡同的样儿，等我们老了走了，孟端胡同就真的死了”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除了那隔扇门外，农舍里还挂着两幅放大的照片，一张是一位外国画家坐在孟端胡同里画画，另一张是男主人的照片，两张照片的背景都是相同的———幽静的胡同，古色古香的门楼。“那就是我的家，孟端胡同39号，这就是我们能保留下的东西。”主人指着照片说。

　　胡同里繁衍出来的文化因为胡同的消失而无处安放四处流浪。孟端胡同39号门前有一对石门墩，主人想给它们找一个地方，“一个想了随时可以去看、一个可以让自己的记忆存放的地方”，最后找到的这个地方是北京真觉寺内的石刻艺术博物馆。他们把它捐给了博物馆。

　　但这样的家并不好找。2004年12月24日记者敲开了保留下来的齐白石故居的门，发现保留下来的也有自己的尴尬。

　　周围的胡同全没有了，齐白石故居就裸露在车水马龙的马路边上，显得非常突兀。

　　故居所在的跨车胡同已经不存在了，只留下齐白石故居一个孤独的门牌号———“跨车胡同15号”。

　　“当年这里是文人墨客社会名流齐聚的地方，我爷爷就站在这大门口迎来送往。你现在坐的凳子，就是周恩来总理坐过的。”齐白石的孙女、画家齐自来说，“我们现在变成了孤岛，高楼把我们围成了井底之蛙。”

　　齐家后人还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2次修缮故居，而现在他们从有关部门得知，如今的政策是“谁居住谁修缮”。

　　每当从世界各地来的客人要求参观故居时，他们都是拒绝，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将这座破败的故居让人们参观，无法展示曾经在这所院子里发生的历史，更无法将这个每一片瓦都充满了文化底蕴的屋子发扬光大，只能看着它慢慢朽坏下去。

　　与齐白石故居相依相存的胡同消失了，和齐家交往的邻居们散了，这所故居的人文地理生态就没了。

　　希望胡同不仅仅停泊在梦里。

胡同

06月 28th, 2008 by All BJ

      三里屯最初以汽配、服装市场闻名。后来，逐渐成了酒吧街。朝阳区相关部门的介绍是：酒吧街位于朝阳区三里屯北路东侧，全长260米，占地1648平方米。该街毗邻包括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法国、比利时、德国等在内的79个国家的使馆，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、人口基金署等7个驻华机构邻近。

       据说在三里屯周边3公里的范围内“扎堆儿”着全北京40%以上的酒吧，这意味着约200家酒吧的规模。实地走访发现，整个酒吧街上有酒吧30多家，“扎堆儿”的200多家酒吧正在向三里屯两侧的胡同里延伸。

在这里，你很容易找到不夜的北京。

      谁是酒吧街固定的客人

      三里屯是北京最早的酒吧群落，这里出现第一家酒吧是在1989年，三里屯地区最早的酒吧出现在南三里屯，而形成气候、名声最响的是三里屯北街。由于三里屯北街毗邻北京最大的使馆区，老外就成了北街酒吧时间最久的固定客人。近几年，本地的白领、演艺界人士，乃至外地旅游者也成了酒吧街的常客。酒吧街的固定客人队伍正在扩大。

       资料显示，1996年以前，光顾三里屯的顾客中，外国人的比例占到95%以上。到2003年，随着中国顾客的频频光顾，外国客人所占比例已降至30%左右，但其绝对数量仍处于增长之中。至今外国客人都是三里屯的稳定消费群体。

       随着酒吧一条街声名的日益显赫，来酒吧一条街的北京客人也从最早“三资企业”的白领逐渐扩大到文化艺术、演艺界人士和外地旅游客人。其中，音乐圈和演艺圈的人曾经是三里屯酒吧的中坚力量。男孩女孩酒吧素以现场演唱出名，每天晚上都有现场乐队的演出，许多著名的歌手成名前都在这里唱过歌。

       假期旅游进入百姓生活以后，多家外地旅行社的京城旅游景点介绍中，都能看到“融入北京人的夜生活———感受三里屯酒吧街”的内容。酒吧街经营者介绍，在旅游旺季，外地游客在顾客中甚至能够占到一半以上。

酒吧,三里屯

06月 28th, 2008 by All BJ

       北京是中华各民族聚居的城市，其中，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穆斯林有20多万人。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大都市的魅力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家的各界人士来参观、访问、旅游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。
　　北京的清真饮食历史悠久、风味独特，是北京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北京清真饮食的起源，是与伊斯兰教传入北京而同步的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在元朝的宫廷食谱《饮膳正要》里，已有清真饮食的记载。元代广为流传的一本生活百科全书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》中，专门列有“回回食品”一章，收录了诸多回族饮食品种。在元杂剧《豹子和尚自还俗》中，也有这样的唱词:“小刘屠卖的肥羊肉，一贯钞一副整头蹄……马回回烧饼十分大，黄蛮子菜烂味精奇……”说明，元大都时期的北京，清真饮食已相当普遍。
　　明朝永乐年间，“燕王扫北”，定都北京，大批回族从南方迁徙北上，落户于北京，使南方的清真饮食制作技艺传入北京，促进了北京清真饮食的发展。从元、明两朝到清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，北京的清真饮食品种已十分丰富，各种风味独特、色香味美的菜肴和小吃，传入皇宫，成为了御膳。后来，有些又传出宫外，流行于市，成为清真名吃。现在仍为北京各清真饭店特色菜的“它似蜜”、“桂花羊肉”、“芝麻里脊”、“盐爆散丹”等，就是曾经的清宫御膳菜品。
　　在清宫御膳中，清真全羊宴席是继满汉全席之后的宫廷大宴席之一。乾隆年间的诗人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道:“全羊法有七十二种，每次可吃者不过十八九种而已。此乃屠龙之技，家厨难学，一盘一碗，虽全是羊肉，而味各不同才好。”全羊宴是用整个羊的各个不同部位，或烤或涮，或煮或炸，烹制出各种不同口味、不同品名的菜肴。所有菜名都不露一个“羊”字，而以生动、形象的别名代之，堪称一绝。1968年，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来访的巴基斯坦贵宾，曾请“又一顺”著名的清真烹饪大师杨永和，制作了全羊宴及多种清真菜肴，受到了贵宾们的一致好评。如今，“鸿宾楼”等清真饭店的全羊宴，仍是品牌菜。
　　民国时期，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，北京的清真饮食业形成了成熟的市场。在前门一带开业的清真餐馆就有:元兴堂、两益轩、同和轩、同益轩、西域馆、西圣馆、庆宴楼、萃芳园、畅悦楼、同居馆(馅饼周)、恩元居(炒疙瘩)等数十家。另外还有中山公园的瑞珍厚、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和西单的又一顺等。1930年，在繁华的西单路口，清真饭庄“西来顺”的开张营业，立即轰动了京城。其中原因是出任西来顺饭庄经理的是名冠京城的清真厨师诸祥。诸祥原名诸连祥，是著名的清真菜肴革新家。他因烹饪技艺高超，清末曾到皇宫御膳房任职。民国初年，又到“两益轩”等饭庄指导烹调技艺，带出了许多高徒。诸祥见多识广，思想开明，在清真菜的革新上，大胆吸收了西餐和中国南北菜肴的一些技艺，创制出“炸羊尾”、“生扒羊肉”、“炒甘肃鸡”、“油爆肚仁”等新的清真菜肴百多种，并首创清真海味菜肴，在同行和食客中享有盛名。京剧大师马连良是回族，经常到西来顺宴客和用餐，并与诸祥结下深厚友谊。由此带动了许多文化、戏剧界的名流，竞相光顾西来顺。北京和平解放以后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、新疆和平解放会议等许多重要会议，都曾在这里举行招待宴会。在诸祥等许多清真烹饪大师们的革新努力下，北京的清真饮食在京味饮食文化中已独具特色，名闻遐迩。
　　据现已出版的各种北京《清真菜谱》所载，北京的清真菜肴已达500多个品种。许多老字号，如月盛斋的酱牛羊肉、大顺斋的糖火烧、馅饼周的馅饼、豆汁张的豆汁、羊头马的白水羊头、爆肚冯的爆肚、年糕王的切糕等，都是历经数百年的名吃，享誉海内外。
　　

饮食,北京,清真,伊斯兰

04月 20th, 2008 by All BJ

侃
        侃与老北京的相声不同，话语的喻体往往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自然界里的生物，而是政治术语。所以北京流传民间的政治笑话也最多。多年前《北京晚报》曾刊登讽刺公款吃喝的顺口溜：“广东菜不但干部爱吃，群众也爱吃。广东菜最容易吃，真正吃好就不容易了。要把广东菜当作新观念来吃，……”这明显是套用某人语气。

        有侃便有听，两者相辅相成，从“侃大山”可以看出北京人普遍的政治热情。政治是北京生活的盐，哪儿都少不了它。最最突出的是王朔的小说。难以想象，若没有“人民群众”、“阶级敌人”、“反动标语”、“忆苦思甜”之类的反讽和隐喻，王朔的名字是否也会那么响亮。

        侃在北京绝对是一种能力，一种值得骄傲的资本。曾几何时，京城媒体上频频亮相的剧目都是侃剧：《渴望》，《编辑部的故事》，《我爱我家》。剧里剧外都侃的演员，哪怕丑，也星光灿烂。

        有一个段子：“幽默骗取好感，宏观把握人生，痛说革命家史，单刀直取目标。”这写的是情场上的高手。一时间，北京到处是口若悬河、笑料迭出的文学青年。

哥们儿
        与北京人交朋友挺好，见面就熟，一两杯酒下肚，就是哥们儿。北京人的热情南方人无法比。一旦熟了，遇事托人一般不会打回票，且最好连谢也别说了，否则哥们儿会说你见外，咱哥们儿谁跟谁呀！但有时事情就是出在哥们儿那里。有一次到北京去出差，快除夕了火车票难买，就去找一位哥们儿。刚说完来意，哥们儿就爽快地说“没问题，明天什么时候给大姐送去？”托人已是麻烦人家，怎么还好意思让人送？最后说定下午一点去拿。第二天下午我准时到达，哥们儿连影儿都没有。过了半个时辰，哥们儿来了，见面叫大姐，满脸的歉意，连声对不起：“大姐您看，我一整天想着您的事儿，可我那办事儿的哥们儿正好不在。瞧我这事儿给办的。这样吧，您急不急，不急，明儿我还有一哥们儿，他跟我特铁，我去托他，一定办到。”见我很急，他又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立马陪您到火车站去等退票。”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哥们儿是兄弟，总不能计较吧。这哥们儿！

宰
        北京话中也有从上海借鉴的词儿。上海的“斩”，到了北京就变成了“宰”。尽管描述的对象及表意差不多，但心理表情却大不相同。前者是“剁”，有难以愈合的隐痛。宰，有没成事却成仁的爽快利落。

京腔 
        以上海人的视角来看，北京的美是多方面的，歌儿里唱的天安门，画儿里描的万里长城，明信片儿上夹的香山红叶，老舍念叨的鸽子老人，林语堂写的孩子和女人。上海人喜欢北京，会赞叹故宫的宏伟，长安街的通阔，会迷上大栅栏儿和琉璃厂，会惊喜地发现很早很早的清晨，居然还有骡马拉的大车儿从屋外得得儿走过。北京两字仿佛用浓墨凝固在心上，怎么也晕不开，是颜体隶书的历史，是遥远故乡般的梦。但当耳边响起字正腔圆的京腔，又感觉到北京是活生生的，像是一个被长期留在母亲身边的兄弟，虽然与自己一样在长个儿，但总掩饰不了撒娇般的源自内心的傲气。几多地域文化行为语言情感历史在里头，京腔，便不只是普通话意义上的北京话，它爽直而迂回，傲慢而谦恭，世俗而雅训，好听着呐！

拔份儿 
        京腔“拔份儿”是出风头的意思。但与上海人的扎台型又不是完全对等。爱拔份儿的要的不是得人一瞥的面子，而是鹤立鸡群的效果。

        报上载花巨款住总统套房要黑鱼子酱但只吃蛋清而丢了鱼子的，只能产生在北京，要吃二十万元一桌酒席与广东人斗富的，也只能是北京人，比之这样的气派和产生的轰动效果，上海报上载的个体户“掼分”（扔钱）比富，就显得有点小巫见大巫了。

        有一回与京城的朋友一起吃饭，说起买轿车，上海人还只是个梦，觉得买辆桑车才十万，牌照价倒要五分之一，不合算。没想到席间一哥们儿说：“开桑塔那，跌份儿，至少也该是奥迪。”虽然他来的时候开的是“城市猎人”。

        值得拔份儿的除了金钱，还有地位。大学里有位女同学开口“我们院儿里”，起初还以为她家住某某学院或科学院宿舍，后来发现不对。

        原来北京人的大院儿是一个很神秘的住所，说起大院儿，感觉就像说上海的康平路市委机关，住院儿里，就暗示着自己是高干子弟。有一次她入党，宣读自己的经历，大家知道，她父亲是个处级干部，这下连神秘都没有了。

练
        这是京腔里最形声兼备的话语。是干的意思，可意境要比干丰富得多。早先在天桥卖艺叫“练把式”，改革开放初期摆地摊做小买卖叫“练摊儿”，两人因小事争得不可开交而动手，旁观者会说“哟，开练了嗨！”“干”的是大事，“练”属小打小闹。但有一天，忽然发现“练”无处不在。有一朋友多日不见，突然在路上碰到了，问他：“最近在忙些啥？”对方会满不在乎地回答：“练了一家公司，做了几笔生意。得空还练了一本随笔，下月出。”这感觉很像荒诞派的小说里说在某某州埋了一只缸。将“练”这个词提升，要的就是这个感觉：轻描淡写，将一切都看成非正式的，消解了“干”的功利目的，化平凡为高贵。可仔细一想，修辞上的不相称所造成的空缺，正好让人填上惊叹。这种很审美的功利，换一个说法———叫玩世不恭。

北京话,北京文化,北京民俗